蔡达峰：学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中国民主促进会河南省委员会

蔡达峰：学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发表时间: 2024-08-05来源: 中国民主促进会河南省委员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精神，民进中央决定举办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系列专题讲座。7月16日上午，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以《学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为题，作首场专题讲座。讲座报告全文如下——

学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在民进中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专题讲座”上的报告

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

各位会员、同志们：

　　民进全会结合“凝心铸魂强根基、团结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件精神。按照民进中央的活动安排，下面，我汇报四点学习体会，供大家参考。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含义

　　制度是对公共活动、关系和利益的规范，在公共生活中具有保障和约束作用。政党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定了政党活动和关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政党制度中独特的类型，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经受了历史检验，发挥了巨大作用，蕴含着丰富内涵。我们要倍加珍惜，自觉遵守，深入学习，广泛宣传，增进共识。

　　1.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大会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和侨联界委员联组会上明确提出并深刻阐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这一重大命题。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我国民主政治、统一战线、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内涵丰富、寓意深刻，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性质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说它是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二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要求。概括地说就是“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好”就是要守住底线，维护制度性质，不自我否定、改弦易辙；“发展好”就是要充分运用，强化制度执行，不得过且过、流于形式；“完善好”就是要探索创新，体现制度优势，不固步自封、影响效能。

　　2.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以后，2021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全面阐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容。2023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件，全面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概括为“十个明确”。通过学习，我有四点体会。

　　一是要准确认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性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同一制度的两种指称，前者表述了这一制度的构成，后者强调了这一制度的性质。这是一项“政党制度”，有别于经济、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制度，属于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范畴，与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并列，与我国国体政体相适应，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这一制度规定了中国的政党类型与数量，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它们通常称为“多党”，但不是泛指若干政党，更不是多党制的意思。八个民主党派通常称为“党派”或“多党派”，但不称为“多党”。这一制度规定了中国的政党关系，它的职能安排或政党格局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基本特征是“多党合作”，也就是共产党领导并同民主党派的合作，核心是共产党的执政和领导，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或反对党。这种合作是为着共同的目标，围绕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民主党派为此履行基本职能，人民政协为此发挥重要平台作用。

　　二是要全面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征。它是具有“中国的”“新型的”特征，既不是垄断性的一党制，也不是竞争性的多党制；既不参加议会和内阁，也不是联合执政；既不同于西方政党制度，也不同于旧中国的政党制度。它的显著优势性，体现在指导思想和根本立场上，体现在多党合作的关系上，体现在治国理政的效能上，概括为“三个新”。因为它与众不同，超越了西方政党研究中的分类，学界很少论及，似乎把它排斥在政党制度之外；或套用现有类型，解释为非竞争性一党制、有序的多党制等等，实际上都不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表述得准确。

　　三是要深刻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成因。从历史上说，它是由党和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长期共同奋斗中创造的成就，具有广泛的政治共识和坚实的实践基础；从内容上说，它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又针对了救亡图存的局势和国情社情民情，还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根源上说，它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和发展的，因为有党的领导，这一制度才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才有人民民主的目标和方向，才有爱国统一战线的路线，才有“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多党合作方针，才有民主党派围绕共同目标而团结奋斗的贡献和作用。党的领导是这一制度的根本保障和最大优势。

　　四是着力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更好体现制度效能，着力点是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我们重任在肩，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充分理解制度的性质、内容和特征，树立制度自信，不忘合作初心，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奋斗目标的信念；要积极贯彻“三个好”的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严格遵守制度，把握政党性质定位，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大局，贯彻统一战线路线方针、条例规定，提高履职能力，发挥更大作用。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

　　政党产生、政党关系、政党制度是国情和社情的集中反映。近代以来，我国政党各种各样，关系错综复杂，有对立，有组合，也有合作，多党合作是其中最稳定、有效的政党关系和政党制度。学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先要学习其历史，了解其形成过程，理解其原因和成效，树立历史自信。

　　1.中国政党产生与政党关系。科技革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对我国的影响和冲击逐渐加剧。1840年西方列强入侵，爆发鸦片战争，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突显，掀起反帝斗争，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工人罢工等运动；社会矛盾激化，掀起反清运动，爆发了太平天国等起义，工业贸易兴起，冲击了传统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冲突，新学旧学对立，出现了改良派，孕育了革命力量；政治变革加剧，清朝统治者妄自尊大，落后腐败，内外交困，穷于应付。对外屈服、勾结和抵抗；对内专制、拉拢和利用，内部明争暗斗，形成了顽固派和洋务派，滋生了北洋军阀。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1901年实施了“新政”，1906年宣布了预备立宪，1911年5月组建了“皇族内阁”，维护封建专制。

　　为了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1894年，孙中山创立了“兴中会”，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组织登上历史舞台，随即发起了广州起义、惠州起义等革命运动，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时间，政党政团竞相成立，曾多达300余个。它们大多是主张宪政，有的也受袁世凯指使。党员左中右混杂，党内纷争不断，经常分化重组，兴衰无常。

　　为了壮大革命力量，1905年，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组成了政党“同盟会”，并于1911年10月发动了武昌起义，爆发了辛亥革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民主共和出现了曙光，这时距鸦片战争爆发72年，距兴中会成立18年。2月12日，清帝退位，清朝灭亡。三天后，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旧军阀掌握了政权，开始了北洋军阀的独裁专制统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但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民国成立后，革命力量与北洋军阀的矛盾更加尖锐，权力争夺愈加激烈。同盟会坚持主张“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北洋军阀竭力阻挠，各政党派别选边站队。同年8月，同盟会与数个政党联合组建了国民党，并于1913年初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多数席位，对军阀专制形成了威胁。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暗杀，革命局势发生了转折。7月，孙中山发动讨袁“二次革命”，但各地响应不一，革命力量不足，一个月后便宣告失败，革命者纷纷脱党、倒戈、转向和逃亡。袁世凯随即指令国会制定《大总统选举法》，先选举总统，再制定宪法。10月的国会选举中，袁世凯指使“公民团”逼迫进行第三轮选举，并当选了大总统。11月，袁世凯命令解散国民党，搜缴议员证章证书，致使国会无法议事。1914年1月，国会被迫解散。7月，孙中山组建了中华革命党。1919年，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更名中国国民党。

　　北洋军阀统治期间，政党林立，政见纷纭，政治无序。国会选举既无民众参与，又无严明制度，乱象丛生。短短的16年间，元首换了10人，内阁换了45届，总理更迭59人次，任期最长的不过一年，最短仅一天。这种动荡政局，严重阻碍了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暴露了政治道路和政党作用的先天缺陷。

　　孙中山剖析道，“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功？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没有把整个社会聚合成一个整体，并且用整体的力量去构建民主共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这里指出了政党代表性与社会作用的关系问题，指出了民主政治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

　　民进主要创始人、杰出领导人王绍鏊，辛亥革命那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参与创办“统一党”，当选过国会议员和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中国政党活动和多党合作事业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在《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活动的点滴回忆》一文中记述道，当时的议员选举，不仅有提名之争，还有贿选现象。选举有许多限制，没有一定数目的财产，就不能参加选举。竞选者只在意士绅之类，竞选演说的听众也是士绅之类，劳动人民与选举根本上是无关的。他对当时的政党活动作过深刻的剖析，大意是：袁世凯醉心于独裁统治，把政党、国会作为“民主政治”的点缀品或御用工具，不需要时就一脚踢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不论向君主专制政府要求君主立宪，还是向封建军阀政府要求民主立宪，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革命派、君主立宪派和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大多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和内阁制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看到朝廷并无立宪的诚意，便倾向于革命，指望在推翻清朝之后，成立国会，制定出一部像样的宪法，以为这样就实现了民主，国家可以富强了。但他们脱离劳动人民，本身没有多大力量，同旧势力既有矛盾，又有密切联系，依靠士绅和军阀，对帝国主义抱有很大幻想，这使得他们非常软弱和动摇，只要袁世凯略施花招或稍加压力，便妥协屈服了，不可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

　　2.中国共产党诞生及政党关系。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力量准备。1921年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它旨在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开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政治格局和政党关系从此发生了深刻变化。

　　为了共同对抗北洋政府独裁统治，1923年6月，中共三大确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推进并帮助国民党改组和国民革命军建立。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通过了新的党章，改组了国民党，确定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国共实现了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大革命高潮，开创了政党合作、民众拥护的成功先例。

　　1925年5月，中共发起了群众性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7月，国民党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北洋政府对峙。10月，致公党成立。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中共带领工农群众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自身处境并不安全。国民党内反动集团背叛革命，既分裂政府，又共同反共，1927年4月，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导致国共合作破裂，同时也引发了国民党分裂。11月，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发表“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宣言”。1928年北伐胜利，推翻了北洋军阀统治，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实质上开始了新的专制统治。1930年8月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时称“第三党”，标志着国内国共以外的民主党派的出现。1931年邓演达被国民政府秘密处决，“第三党”被迫转入地下。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矛盾激化，中共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三党”首先响应，这是中共与民主党派早期合作的重要事例。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中共促成其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1937年6月，毛泽东等与“第三党”领导人在延安达成了合作意向。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战爆发。15日，中共向国民党送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开始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寇，受到人民热烈欢迎。

　　合作期间，国民党坚持反共防共，不断挑起事端，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制造了平江惨案、晋西事变、皖南事变、进攻陕甘宁边区等事件。中共从大局出发，力主谈判，自卫反击，维护了合作关系，直到全面内战爆发。

　　1940年《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1941年3月，民主政团同盟成立。1944年9月，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中共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年底，民主科学座谈会成立。1945年4月，中共七大提出建立联合政府，5月，国民党六大决定独自召开国民大会，抵制联合政府的主张。7月，黄炎培等参政员访问延安，受到中共热情接待，发生了著名的“窑洞对”。

　　8月，抗战胜利，国民党加剧了对中共的排斥，得到了美国的军事支援，国共合作面临破裂，内战一触即发。10月，国共重庆和谈，签订“双十协定”，但随即被蒋介石公开撕毁。社会各界忧心忡忡，反内战、反独裁呼声高涨。中共联合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形成了反内战、反独裁统一战线，掀起了爱国民主运动，民主人士纷纷参加，积极呼吁，联合行动。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下简称“民进”）在上海成立。

　　民进是第六个成立的民主党派。它产生于爱国民主运动，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见证了多党合作的历程。一方面，它体现了爱国民主人士的崇高追求，以马叙伦、王绍鏊为代表的民进创始人，崇尚爱国、民主、团结精神，富有实践经验，自辛亥革命以来，参加过革命政团、抗日武装，集会演讲、罢市罢课、营救党员、救助难民、大众教育等活动。他们忧国忧民，对时局深感焦虑。郑振铎记述道“现在的事实如此，也就不得不做点份外的事。这是关系千百年的大事，谁又能视若无睹呢？”于是，他们发表文章、创办刊物、聚会研讨。1945年9月，柯灵、唐弢等创办了抗战胜利后上海最早问世的进步刊物《周报》，确立“加强团结，实行民主”办刊宗旨。10月，徐伯昕、郑振铎创办了《民主》，确立“阐扬民主思潮，促进国内和平”的办刊宗旨。两刊发表了包括民进创始人在内的大量进步人士的文章，被誉为民主刊物，1946年遭到当局查禁。周建人回忆道：“我们还经常在一起聚会，有时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有时座谈当时政治形势，研究民主运动的开展。后来由个人发表文章发展到联合署名发表文章，争取国内舆论的支持”。马叙伦记述道：“空气愈来愈沉闷，心灵的压力愈来愈重，单是空谈仍决不能有补于实际”。他对王绍鏊“先民主后统一”的主张大为赞赏，经谢仁冰引荐，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洽，很快就达成共识，约定请双方的朋友座谈，提出要组织一个比较永久性的团体，并取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成立时提出的宗旨，就是“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

　　另一方面，它与中共有力引导和帮助密切相关。民进创始人与中共党人有着密切联系和深厚友谊，郑振铎与中共党人徐伯昕、蒋天佐、艾寒松都是《民主》编辑部的同事，艾寒松还是周建人的入党介绍人。陈巳生与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等是公司里的同事。赵朴初与中共党员梅达君是同学同道。周建人、严景耀曾掩护、营救了中共党员。民进成立大会的26位签到者中，9位是中共党人。他们带来了党的主张，王绍鏊“先民主后统一”的“意见书”成为了民进《对于时局的宣言》的重要内容。据文献记载到，为了配合在全国开展和平攻势及马歇尔来华之后的和平谈判，中共要求地下党组织，动员社会各方联合，通过合法斗争表达人民的力量与意愿，要马歇尔公平调停内战，促使国内和平，建立民主政权。民进创始人徐伯昕、梅达君等承担了在上海组建民主党派的联系工作。

　　民进成立后，旋即投入中共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1月2日，民进第二次会员大会召开，通过了《对于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停止内战八项主张。5日，国共签订“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但国民党并未真正执行。2月，马叙伦等开始筹备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以下简称“人团联”）。5月，“人团联”成立大会召开，马叙伦主持会议，梅达君作筹备报告，通过了章程和宣言，推选了理事，王绍鏊负责日常工作，90多个单位的40余万各界人士实现了大联合，开展了一系列“反内战、争和平”活动，在迎接上海解放中发挥重要作用。

　　6月，全面内战爆发，国共合作破裂，国家和社会再次陷于危急。就在这个月，民进密集开展活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和大无畏精神。8日马叙伦、王绍鏊等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呼吁停止内战，随即得到了中共的支持。11日，周恩来、董必武等函复道：“中国政事之败，民生之困，于今已达极点，而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之好战分子，犹然恃美国武器之资助，积极进行全面反共内战……敝党决愿本一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志，进行谈判，并盼能从此长期停战，永息戎争……斯为国家之福，人民之幸。”同时，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上海工委开始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活动。

　　14日，民进理事会召开会议，提议推派代表赴南京，直接向当局呼吁。16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召开理事会，决定由马叙伦、雷洁琼等9人为请愿代表，加上两位学生代表共11人，组成上海人民团体和平请愿代表团，由马叙伦任团长；决定召开上海人民反对内战大会，欢送请愿代表团，举行反内战游行。18日，董必武到沪与马叙伦、林汉达等商议制止内战。19日，中共上海市委传达中共中央命令和周恩来指示，要全力以赴地动员群众投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爱国民主运动，要在斗争中和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共同行动，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23日，这是民进人不会忘记的日子。上海三百多个团体单位数万群众在北火车站举行“反内战大会”，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亲临现场指挥。晚上7时，车抵南京下关车站，国民党特务冒充“苏北难民”围攻殴打请愿代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南京下关事件”，请愿代表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陈震中以及记者和群众遭到围殴，身负重伤。周恩来、董必武12时赶到医院慰问，周恩来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马叙伦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24日，周恩来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25日，毛泽东、朱德从延安致电周恩来转上海人民团体请愿代表马叙伦等，表示强烈愤慨。周恩来在宴请代表时，重申中共要求和平的诚意，介绍了争取和平的经过，揭露了事实真相，听取了代表的要求和愿望。28日，周恩来再次宴请代表团，蒋介石也接待了请愿代表蒉延芳，并称“和平很有希望的”。但正是在这天，他已密令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正式爆发。29日，代表团告别了南京，请愿活动结束。李维汉评价道：“这次上海和平请愿运动和‘下关惨案’，是大革命以来上海的乃至全国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影响极大，深刻地教育了广大人民。”它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斗争、患难与共的关系，体现了多党合作的精神和力量，也是民进历史上的光辉篇章。

　　1946年11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立。1947年5月，民进发表《对和平运动的意见》。7月，国民党下达《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把国统区人民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统统作为“叛乱”，实施白色恐怖，宣布民盟非法，勒令解散，出动宪兵、警察军队进行镇压，对民盟、民进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威胁迫害。在中共指导和安排下，为了保存力量、继续斗争，民进理事会被迫转移人员、分散活动。赵朴初、陈巳生等留守上海开展地下活动，雷洁琼、严景耀、林汉达等转移到解放区和北平，梅达君、徐伯昕、马叙伦、王绍鏊、柯灵、许广平等先后抵达香港。

　　1948年1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至此，八个民主党派全部登上了政治舞台。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的三年，也就是抗战胜利前夕到内战爆发的阶段，国共关系从合作走向对立，民主党派发生重大变化，得到了明显发展。1944年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盟；1945年民建、民进成立；1946年九三学社在九三座谈会基础上重新建立，台盟成立；1947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名为农工，致公党改组为新民主主义政党，1948年民革成立，形成了新民主革命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格局。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毛泽东主席亲自将其中的第5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足见中共中央领导对多党合作的重视。

　　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公开表示坚决拥护和积极响应，确立了多党合作关系，树立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历史上第一座里程碑。5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在香港发表，首次公开庄严宣布民进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正如雷洁琼在各民主党派纪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五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所称，它“开创了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篇章”。

　　在中共的邀请和安排下，民进领导人从香港、上海前往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和制定共同纲领的工作。10月，中共中央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广泛征求意见，民进提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在筹备座谈会上，民进提出了“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单位”的建议，得到了采纳，这些都属于民进最早的几件政党协商性质的建议案。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对新中国成立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共事，提出了明确要求。

　　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召开，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郑振铎、葛志成、许广平、林汉达、雷洁琼参加了会议，马叙伦被选为常委和组长，标志着民进正式担负起了参加政治协商的职能。同时，民进参与发表联合声明，拥护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向全国进军令》，号召上海各界迅速团结起来，协助解放军，迎接解放。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又称“新政协”）召开，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商国是，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确立了民主党派作为新政协组成单位的地位，赋予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政治协商”的职能，树立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历史上第二座里程碑。

　　在政协大会上，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得到了与会者一致赞同，这是民进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首个提议。民进领导人还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职务，出席国家最高国务会议，就重大外交事件发表意见，参加国家对外友好交流活动。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许广平受马叙伦委托提出了关于国庆日的建议案，被中央人民政府采纳，并被评为新政协第一份“建议案”。

　　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合作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

　　历史表明，反独裁、反侵略是政党合作的现实任务。北洋政府独裁专制，激发了国共合作；北伐胜利后，国民党背离革命初衷，推行独裁专制，竭力排除异己，导致国共合作破裂，致使国民党分化，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形成了合作关系；抗战爆发，国共再度合作，在即将胜利时，国民党加紧实施专制，导致全面内战，国共合作再度破裂，民主党派取得发展，多党合作确立为政党制度。

　　历史表明，政党合作的动力，取决于政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多党合作是民主政治的成果，其思想基础在于人民立场和民主精神。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为指导，拥有统一战线法宝，代表人民和民族根本利益，以民族大业为重，既与国民党合作，共同对抗北洋军阀和日本侵略；又与民主党派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领导多党合作事业不断发展，是爱国、民主、团结的旗手。

　　民主党派是反对卖国、独裁、分裂的重要力量，它们联系各界，谋求爱国、民主和团结，与党的初心宗旨取向一致。民革主张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民盟主张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建主张实现民有、民治、民享；民进主张推进民主政治之实践；农工主张共同推进团结，实现和平统一，建立独立富强之中国；致公主张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维护华侨正当权益；九三主张民主与科学之实现；台盟主张建立独立、和平、民主、富强和康乐的新中国。因为这些主张，他们与共产党通力合作，支持国共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共同建立多党合作，并共同推动多党合作事业发展。诚如王绍鏊所说：“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历史任务，只能由中国的无产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来承担”。“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才能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坚持、发展与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坚持中不断发展、日臻完善。

　　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坚持。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面临新形势新任务。1950年3月，中共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明确了工作方针政策和任务，指出民主党派的阶级联盟性质，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党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原则，要以《共同纲领》为准则，团结奋斗，相互尊重，坦诚相待。毛泽东主席指出：“要充分看到民主党派的作用，有人认为民主党派只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不拔去都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从整体看，从长远看，必须要民主党派，要把民主党派的干部看成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我们对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有‘团结、抗战、进步’的口号，今天应‘团结、建设、进步’”。

　　新中国成立，民主党派成员扬眉吐气、欢欣鼓舞。同时，对民主党派去留问题，也产生了疑惑。有的认为，民主党派追求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已经实现，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可以“光荣结束了”。有的民主党派章程规定了至人民政权建立，可以宣告组织结束。中共领导人以极其热忱地劝说引导，明确表示民主党派不要解散，而应该继续存在并进一步加强工作。毛泽东主席指出：“新中国的建立，如大厦将建、独木难支，不能只靠一个党派。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需要多党派齐心协力，共建大厦。”体现了对民主党派作用的高度重视，表达了坚持多党合作的明确态度，极大地感召和激励了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带领广大成员，贯彻《共同纲领》，加强思想政治学习和组织建设，参加恢复国民经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等运动，学习宣传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二届一次会议精神，为多党合作事业作出了新贡献。

　　1950年，毛泽东主席提出要“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1954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把文教、科技方面的统战工作列为统战部门的工作重点。中共中央开展了知识分子问题的调查研究，民主党派积极配合。1956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对统一战线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不再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存在，民主党派的阶级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精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提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写入大会决议。民主党派受到极大鼓舞，表示热烈拥护，开展学习宣传贯彻，组织发展一度呈现快速的态势。

　　反右扩大化以后，民主党派发展进入了曲折的过程，一度陷于停顿，恢复发展不久，“文革”期间受到严重冲击，再度被迫停止活动，经受了严峻考验，坚守了合作初心。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道：“绝大多数人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是难能可贵的”。

　　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1976年10月“四人帮”粉碎，“文革”结束。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重申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贯彻“八字方针”。民主党派开始整顿健全领导班子，逐渐恢复活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79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指出，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国的统一战线、民主党派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的任务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为新时期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工作指明了方向。各民主党派协助落实政策，调动会员积极性，为四化建设服务，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发挥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整顿和发展组织，呈现了一派新气象。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新时期的统一战线确定为“爱国统一战线”。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发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号召，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多党合作的方针，确立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格局，赋予了新型政党制度更高的思想政治境界。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确立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定位，对民主党派建设和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走上了制度化轨道。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了宪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了宪法地位。2005年2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6年2月，制定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更加健全。

　　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好发挥，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事业全面推进。2020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了“第三个历史决议”，深刻总结“坚持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2022年7月，召开中央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就加强和改进统战工作提出了“12个必须”的要求，动员中华儿女共同奋斗，为民族复兴汇聚起磅礴伟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更加成熟定型。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2022年6月，发布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参政党建设和作用，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更好体现制度效能，着力点在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定期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协商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发表重要讲话。2016年起，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先后就脱贫攻坚、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实施情况开展专项民主监督。2013年2月，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将民主党派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并提出了“四新”“三好”要求，为新时代参政党建设指明了方向。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民主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规划》，2019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意见，2019年6月，中央统战部转发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新时代组织发展工作座谈会纪要》，统称“三个文件”。中央统战部2019年至2021年，先后印发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加强内部监督工作”“建立健全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制度”“建立健全述职和民主评议制度”“纪律处分工作”“建立健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五个座谈会纪要。各民主党派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要求，以思想政治建设为引领，自身建设取得新面貌，履职尽责取得新作为，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更好发挥效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政党与相关因素

　　我们从不同的界别、单位来到民进，实现了双岗结合，感受了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学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助于我们补充知识、拓宽视野、深化共识，更加全面地了解民进，了解民进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提升政治素养，增强大局意识和使命意识。

　　纵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历史，它包含中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统一战线、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我国国体、政体与政治制度等一系列重要领域，民进是其中民主党派的一部分。

　　如果从政党制度层面来看，与政党相关的因素至少包括政治、国家、社会、权力、民主等。这些因素互为因果，构成了一类极为复杂的活动系统，包含了极为丰富的知识、经验、观点、理论、学科和组织，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如果从人们处理权益关系的活动来看，社会、国家与政党属于组织的范畴，权力、民主与政治属于权益的范畴，政党与政治是组织与权益的关系。

　　1.社会、国家与政党。事情因人而发生，每个人都是群体中的一分子，在群体中拥有身份、权利和义务。社会是指人与人的关系，也称“社群”。这种关系始终存在、不断演化。它有血缘、地缘的基础，有共同利益和分工安排，有家庭、部落、生产、管理等群体类型。这些都影响着社会关系，包括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等关系，并形成特定的文化传统、伦理秩序和制度形态，也就是特定范围和人群的社会，如农村社会、市民社会等。

　　国家是特定的人群、领土和权力构成的组织形态，也是世界的组成单位，包括共和国、王国、公国和酋长国等。从历史上看，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性质（国体）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关系。17世纪英国建立首个资本主义国家，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苏联建立了首个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国家的基本内涵包括：各民族人民共同维护和建设国家，国家保护和发展人权，维护公民权利地位，权力依宪依法行使并接受监督，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的拥护者和建设者。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政党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它由政见相同者组成，具有社会代表性，从事权力相关的活动。17世纪，英国出现资产阶级政党，1917年苏联出现无产阶级政党。政党各有特征，如成员规模、标准和管理等。现今两百多个国家中有政党上万个，是二十年前的一倍，发展态势明显。政党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它规定或约定了国家中的政党关系和活动，与国体政体相配合。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两党制、多党制或一党制，也分为五种或七种等类型，各政党通过议会选举，或成为政府首脑和执政党，或进入内阁，或在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无产阶级政党独掌政权，直到1990年。

　　“国家”是政党的基本意识和立场所在。“爱国”是多党合作的思想基础，“坚持爱国”是民进的优良传统。我们继承和发扬“爱国”的优良传统，就是秉持爱国主义精神，立足国家政治制度，提升爱国的能力，服务国家的需要，在国际上要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尊严，保证国家的完整、统一、独立和安全，发展外交事业，抵御外部侵略、掠夺、颠覆、分裂和干涉。在国内要坚持国体、政体和基本政治制度，抵制叛国卖国和勾结敌对势力的行径，维护人民利益，致力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增进祖国大家庭凝聚力和中华儿女大团结大联合，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等等。

　　2.权力、政治与民主。权力是管理群体行为的能力，具有公共性和强制性，对利益关系有决定性作用，其起源有自然、神权、契约、暴力、氏族、演进等说法。它存在于社会组织，更是国家构成的要素，国家权力与国家性质相适应，反映了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主体。

　　政治是公共事务管理中针对权力的活动，在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具有独特的地位。社会事务中，既有公共利益，又有群体矛盾甚至冲突，需要运用权力来协调和裁决，比如公与私的关系、群体与全体的关系、民族关系、阶级关系等。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制度，规定了政治活动的渠道和方式。

　　民主是关于权力的理念，也是公共决策的原则，它主张众人作主，适用于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民主政治相对于少数人专制而言，主张由人民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主要内容包括公民参与、服从多数、权力有限和选举投票等，体现在国体政体和组织体系中。

　　古希腊城邦雅典实行“直接民主”，由民众议事决策和选举，但规模有限、并非人人参与，行政效率很低。现代民主政治始于资产阶级革命，实行普选、代议制和政党制度，它使政治参与更加广泛和有序，但民主程度和实效都面临问题。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保证了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它“既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明确指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关系。

　　民进是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民主党派，“坚持民主”是民进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包括贯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精神，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人民政治参与，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协商民主制度等制度体系，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以民主促进团结，凝聚广泛共识，维护社会稳定。同时，我们自身要崇尚民主的精神，践行民主的作风，思想上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反对以权谋私、特权思想、官僚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奢靡之风；工作中遵守民主集中制，服从集体决策，求大同存小异，办事公正公道。与人相处中摆正自己的位置，对人尊重平等，诚恳接受监督，善于协商议事，体现良好作风。

　　各位会员，同志们，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民主党派责无旁贷、重任在肩，我们要坚持学思想、强根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等重要文献，增强制度自信，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在新征程上体现新作为。我边干边学，知识积累和理论水平很有限，以上所说仅供参考，不当之处请予谅解。感谢大家的鼓励。

END

来源：民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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