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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听报告”到“想做事”——民进焦作市妇女委员会副主任马翠丽参加民进河南省委会“开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讲师团培训学习感悟

发表时间:  2026-05-09来源:  中国民主促进会河南省委员会

坦白说,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去参加这次培训时的心态有些复杂。一方面,我自认为懂教育;另一方面,面对自己班上那些“难管”的孩子和“难沟通”的家长,我常常感到无力。四场报告听下来,我最大的感受不是学到了多少新知识,而是被逼着回答了一个问题:我,到底能为家庭教育做点什么?


一、教联体:我不能再等“上面”来建

张俊教授讲“教联体”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是:这应该是领导考虑的事。但听着听着,我意识到自己错了。

教联体不是一个要等到文件下发才能启动的工程,而是一种随时可以开始的意识。张教授说,学校、家庭、社区各有优势,缺的是“联”起来的行动。我反问自己: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我有没有主动去“联”?

以前,我给家长打电话,通常是孩子出问题了。我很少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主动联系家长,更没想过和社区合作。张教授的课让我明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不是“等家长来找我”,而是“我要走出去”。哪怕只是每个月给家长写一封简短的反馈信,哪怕只是利用周末组织一次社区里的亲子读书会,这些都是“联”的开始。

具体怎么做?我给自己定了三条:第一,建一个“轻量级”的家校沟通机制。不用复杂的平台,就用一个共享文档,每周更新班级动态和家长可以配合的要点,家长随时留言。第二,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家长互助沙龙”,不请专家,就让家长互相分享困惑和经验,我来当主持人。第三,主动对接孩子所在社区,看能不能利用社区场地组织放学后的兴趣小组,减轻双职工家长的负担。

二、《家庭教育促进法》:我理解错了“赋能”的意思

张海勇秘书长讲“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这十个字时,我最大的触动是:我以前对家庭教育指导的理解,方向可能偏了。

作为老师,我过去对家长说的最多的是“你要盯着孩子写作业”“你要检查他的背诵”“你要控制他玩手机”。这些话没错,但本质上,我是在让家长做我的“助教”。张秘书长点醒了:家庭教育的核心不是知识辅导,而是让孩子学会做人、学会生活。

“育生命自觉”这个目标,学校做不到,社区做不到,只有家庭有可能做到。因为自觉的前提是安全感和归属感,这些东西只能在家中获得。那我作为教育工作者,在指导家庭教育时,应该把重点放在哪里?不是教家长怎么抓成绩,而是帮家长意识到:你每天和孩子说的那些“废话”——吃饭时的闲聊、睡前的一句晚安、犯错时的一个拥抱——才是真正的教育。

我决定改变和家长的沟通方式。以后和家长交流,我不再先问“作业完成了吗”,而是先问“最近孩子在家开心吗”“你和孩子之间有什么让你觉得温暖的小事”。从这些话题切入,再谈学习上的配合,顺序调过来,效果可能完全不同。

三、家校社协同:我的角色不是“指挥家”

贾天仓主任指出的那些困境,我几乎都踩过。最典型的是:我总觉得家长“不配合”,但从来没想过,是不是我提的要求本身就不合理。

贾主任说“以学生全面发展为导向”,这句话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工作。我关注的是学生的“全面发展”吗?坦白说,更多时候我关注的是纪律和分数。当我要求家长“盯着孩子背课文”时,我考虑的是班级平均分,而不是这个孩子是否真正喜欢阅读。

“明确边界”这一点,对我触动最大。以前我认为家校合作就是“家长听老师的”,现在才明白,这是越界。家长不是我的下属,家庭不是学校的延伸。我的边界是:在校内教好书、管好纪律、关注每个孩子的状态。家长的边界是:给孩子一个安全、温暖的家,教他做人做事的道理,陪他长大。社区也有社区的边界。各守其位,才能形成合力。

贾主任提到的“项目驱动”给了我具体抓手。我计划下学期在班级搞三个小项目:一是“家长职业分享日”,请不同职业的家长来给孩子们讲自己的工作;二是“社区服务小分队”,利用周末带孩子打扫社区卫生、慰问老人;三是“亲子共读21天”,不是比赛,而是记录,重在参与。每个项目都由家校社三方共同设计、共同执行。

四、周慧玲老师:我忽然理解了“教育之本在家”

周慧玲老师的报告放在最后,像是一记重拳。她讲得朴素,但我听出了另一层意思——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自己有没有守住“家”的本?

周老师说,孩子不是听你怎么说,而是看你怎么做。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家长,也适用于老师。我每天要求学生按时到校,我自己有没有迟到?我要求学生认真对待作业,我自己有没有认真备课?我要求学生尊重他人,我自己有没有尊重每一个孩子,包括那些“难搞”的?

更重要的是,周老师让我反思:我有没有把工作中的情绪带回家?我有没有因为批改作业的烦躁而对家人不耐烦?我有没有把“老师”这个角色带到家里,对自己的孩子也用“管理班级”的方式?教育之本在家——这句话对我这个教育工作者来说,多了一层含义:我首先要是一个合格的家人,然后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

如果我自己都做不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我又有什么资格去指导家长?如果我自己都活不出“生命自觉”,我又怎么帮别人培养自觉?

五、我准备做五件事

培训结束,我冷静下来,问自己: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这件事上,我接下来具体做什么?

第一,转变与家长沟通的内容结构。每次联系家长,至少有一半的时间聊“非学业”话题——孩子的情绪、兴趣、人际关系、在家里的状态。

第二,每学期组织一次“家长茶话会”。不设讲台,不请专家,就是围坐在一起,让家长说出自己的困惑,也让家长之间互相支招。我来做记录和引导,但不做“权威发布”。

第三,主动对接孩子所在社区。了解社区有哪些可用资源(场地、志愿者、活动),设计两到三个家校社联动的小项目,从小做起,不求大。

第四,给自己定一条铁律:不把工作情绪带回家。进家门前,先在楼下走一圈,清空一天的烦躁和疲惫。在家里,我就是妻子、父母,不是“老师”。

第五,每月写一篇简短的家庭教育手记,记录自己在指导家长过程中遇到的真实案例和反思。不发在公开平台,只是给自己看,逼自己持续思考。

这场培训给我的最大收获,不是具体的方法,而是一个身份意识的转变。以前,我觉得家庭教育指导是“额外的工作”,是上级布置的任务。现在,我觉得这是教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一个只盯着分数、不关注家庭状况的老师,是教不好书的。

张海勇秘书长说的“育生命自觉”,我觉得要先从自己开始。我自觉了,才能影响家长;家长自觉了,才能影响孩子。这条路很长,但方向已经清楚了。方向对了,慢一点也没关系。

(供稿人:马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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