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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叙伦:记“六二三”下关事件后的余感

发表时间:  2019-08-21来源:  中国民主促进会河南省委员会

我是下关事件的当事人,而且是所谓苏北难民的目标。但是因为我的脑筋本来较一般聪明人是迟钝的,经这番打伤头部以后,虽则一忽儿过了半个月,我的脑盖上好像还遮了一幕,多说话,多写字,后脑就会发痛,所以我对亲身经历的下关事件要写感想,总是迟迟不能下笔。

    我不晓得,如果真正是苏北难民,为什么会把上海人民呼吁和平的代表,做他们殴打的对象,尤其是好像我是他们唯一的目标?可以说是绝对不能理解的。

    难民,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就说我们中国,据调查也有四千多万。难民是由战争而产生的,在抗战时候.我们在沦陷区的各个都是难民。胜利以后,如我还是一个较高级的难民,因为我的生活绝对没有复员,我们都受不了胜利以后的内战,我们晓得全国人民也都受不了胜利以后的内战,才有这次呼吁和平的运动,我们想全国人民决不会不给我们同情的,尤其是四千多万因战争而成为难民的。

    那么,我们为呼吁和平而当代表的,虽则不敢自夸是他们的救星,至少是替他们做了奔走和平的使者,至少他们不会来殴打我们,除非他们别有企图而不需要和平。

    苏北难民依逻辑来说,不能例外、但是我们看见所谓苏北难“都是些有钱的。”那么,至少可以说他们是有钱的难民,可是下关这些难民,是不是真的有钱的难民?因为真的有钱的难民,从他们习惯上说,恐怕不容易请他们出来参加打场呢。

    真正有钱的怎样会在胜利后反来做难民?自然有人说,这是因为共产党的缘故。我们在这种内战里没有机会去苏北亲历一下,不能做一个肯定的批判,我们也不能否认在共产党统治底下,地主和资本家不能不受到影响而有逃亡的可能,但是就士地改革一项来说,国民党如果实行平均地权政策,地主也要受到打击的,这种是政治问题。如果内战停止,走上民主政治的大路,人民需要怎样的政治,行怎样的政策,人民有力量有权利来主张的,那么真正是苏北有钱的难民,也不会得来反对我们呼吁和平的代表,何况竟以打做他们的目的?

    至于我呢,在这些代表中间不过一个,却被所谓苏北难民认做唯一目标,大概在他们看来,我是一个领导者。我在半年多来,对国民党和国民党的政府,的确下了许多批评,也贡献了许多药石,对政治的批评,是国民神圣的义务。这回我在南京,对邵力子先生说到这点,邵先生还说:“政治不好,是应该批评的。”代表里的雷洁琼先生和蒋主席夫人谈到这点,蒋夫人也和邵先生一样地说法。那么明白的人不会因为这点来对付我的。何况批评政府的正多呢。

    替国民党和政府贡献药石的,象我这样诚恳地“献可替否”的正不多,而且我还没有看见过。但是目标却看中了我,所以我敢大胆地说,大概在他们看来,我是一个领导者。我是不是领导者,我自己当然没有这种志愿,因为没有这种资格;如果他们认为我是领导者,未免高高抬举了我。但是我敢说这是他们的错误,实际上领导者是过去的孙中山先生和现在的政府当局。因为和平奋斗救中国,是中山先生的遗嘱,民主是三民主义的神经中枢。现在全国的呼吁停战和和平解决问题,突现民主,都是遵着中山先生的遗教的。怎样又说是现在政府当局呢?“还政于民”和“四项诺言”,宣布政协五种决议,都是出于政府当局的口里,现在人民不过要求事实的表现罢了。

    退步说,我真是一个领导者,领导呼吁停战和平解决问题是错的?在二十年前,我倒真领导过北方青年到国民党来。到国民革命的旗帜底下来,和我一样地为着实现三民主义,为着打倒北方反民主的军阀政府;那时候我还荣膺了北京特别党部宣传部长的头衔,政治会议浙江分会委员的任务,不想现在呼吁停战和平解决问题是应该受打的,这真是除了“天王圣明,臣罪当诛”,没有理解的方法了。

    打了,有计划的打了,真正的苏北难民,有这样的权力,政府当局的地位,应该让他坐了。然而邵力子先生戳穿地说了:“这是党里几个人干的”,“这是政府里几个人干的”,我们自然很同情邵先生的说话,我们决不冤屈国民党全体和政府全体,我在南京病院,还受过几位国民党政府老辈的代表来慰问呢。

    在我从上海家里到北火车站的时候,见到一张标语,写着“打倒失意政客马叙伦”,大概是所谓苏北难民到上海来贴的。我心里好笑,这样的标语,太无聊了。

    我的确是登过政治舞台的人,但是我是以革命党的资格登舞台的,我自认为不懂得政治,不配过政治生活的,所以在十九年离开政治舞台的时候,有一首诗道:“袍笏登场又一回,未酬素志鬓丝衰;身无媚骨难谐俗,从此柴门不再开。”这就算是我的誓墓文吧。

    上年胜利以后,我参加一群人写封信给政府当局,这封信并未在任何方面发表,有晓得这件事的人,就造是生非,说我要想做官了,我听到了,也写两首诗道:“昂头向天外,岂有羡鱼情!饥渴萦孤抱,艰危赖众擎;昌言师仲统,养志学逢萌;办得青门地,言归事耨耕。此身时积毁,吾德未光明;就夏阿衡志,归明诚意情;志士终难测,青山有旧盟;寄言长舌妇,且莫妒倾城。”

    凡是政客,都是以做官弄钱为目的的,我的做官,真是“席不暇暖”。如想做官,机会也有,尤其敌伪时代,伪朝权贵,不是朋友,就是后生。老实说,只要不学杨铁厓甘做老寡妇,食指一动,五院的院长抓—个来做做,非但不是难事,而且还会有人”倒屣相迎”呢。可是我也做过北方抗日救国会的领导者,我要堂堂地做个人,我决不再希罕一官半职!

    这回在南京,还听说有人想把我弄到政府里,以免我再和国民党距离更远,这也是把我看做失意政客吧。我想一个执政的政党,最要紧的是把他的主义拿来实现,这是收拾人心的要诀。如果不把他党的主义来实现,更弄得政治不像政治,贪污的事情,愈闹愈大愈多,还要违背了人民心理,一味想拿打仗来解决不是打仗可以解决的问题,这是自杀的法子。

    但是他总不觉悟到达一点,看到意见和他不同的,都认为是反对他,都认为被他的敌党利用,做他的敌党的尾巴,第一、把环境弄不清楚;第二、把人们人格都看轻了。自然,也保不定有失意政客在找机会,想得一官半职,被他们看出了,就以为人们都是这样的。但是我可担保,我们这些人百分之百是熬苦受难,自己有主意,为了爱国而结合的,都不会为一官半职而动摇的,只要政府顺从了人民所希望的,也就是国民党应该实行的,大家都不会和政府为难的。否则你会张开眼睛,见的都是你的敌人,你会把忠于你的都和你分手,或者竟被你驱逐到你的敌党那方面去,而你收拾去的,只是一班失意政客,增加了你本质上的霉点。

    这次下关事件,就是在政府的人们,都说笨得要死,都说不成事体,如果真是邵先生说的:“这是党里几个人干的”,“这是政府里几个人干的”,那么,党的当局政府当局晓得!晓得还成政体?不晓得,正应了一位”政府大僚“说的当局现在势成臃肿了(意思是古人说的“尾大不掉”),那么还办得了?

    这次下关事件,分明是政府替民众做了大宣传,一直传到世界的每一角落,真是“出人意表之外”。在我的理想,上策,我们到了南京,政府当局在第二期停战限期转眼要满的时候,正好拿我们做了桥梁,把一副重担子按在我们肩上,一路顺风地开出一只民主航船,把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政策在适应人情的情况下实行了,拿全民政治来抵制了阶级斗争,国民党安稳地把握住了前途,叫八臂哪吒的共产党,自然地也就了政党之一的地位。

    至于解放区和东北问题,横竖一经实现民主,土地不是任何党能私有的,军队真正国有了,这些问题由人民总投票解决他,没有武力做干涉的后盾,人民自由意志来投票,不见得共产党一定胜利,国民党一定失败。

    就是不这么做。对于我们的入京,客客气气地招待,诚诚恳恳地商量一番也好,敷敷衍衍地应付一番也好,手无寸铁的八九个代表,政府有什么难以处置?这是中策。

    至于下策,自然是重演较场口沧白堂的一套了,不想上中两策都不行,偏偏爱用下策,这就没有话说了。但是吃苦的还是政府,还是国民党,拿秤来称一称,恐怕不合算。

    这件事件算过去了,政府还有一点聪明,把警察官吏不痛不痒地办了一办,自己遮了一遮眼睛,但是当时拿到的严一萍等八个打手,据前两日某报上说,因为原告拒不作证,将认为无罪,这却奇怪了。八个打手的被捕,是当时军警捕获的现行犯,不是被打的人请求逮捕的,当时被打的人,伤的伤得无避处,像死尸的像死尸地躺在地上,头昏眼花,晓得谁是打手;满屋子的打手,你一拳,我一脚,谁是打的,谁是不打的,被打的从哪里去分别他的!捕人的军警当然看见他们动手,才逮捕的,那么原告就是军警,其实军警送到法院,法院提起诉讼,检察官就是原告。

    这件事完全是政府自己维持法律的问题,如果这些人不是打手,军警就要负责任。总之与被打人无干,被打人不是原告,就无所谓拒不作证了。

    愚笨的军警为他们自己的责任,逮捕这八个人,自然使指使的人们为难了,之后那原告拒不作证的由头来开脱他们。

    从这件事,我们又可以测量测量政府此后的态度,但是我们还听见某方面又在上海某处组织打队六十队呢。且看吧,国家要在这样地打风下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摘自《马叙伦政论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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